我父亲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人,他以前是一位数学教授。后来离开学校,成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公司最年轻的高级审计人员。我七岁时他染上疾病并在我十岁时死于脑癌。这个变故使我的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最初在勒德洛铸排机器制造厂（Ludlow）,后来去了泰克实验室（Tyco）。我也决定找一份兼职工作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11岁时我成了一名球童。那是1955年7月7日,也就是在这一天,道琼斯指数从467点跌到了460点。
对于一个刚刚了解高尔夫球的11岁的孩子来说,做球童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因为沿着高尔夫球场四处找球就可以赚到钱。我一个下午赚到的钱比一个报童七天赚到的钱还多。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
到高中时我开始明白球童的工作更为微妙的好处,特别是在高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例如位于波士顿城外的Brae Burn俱乐部。我的客户都是一些大公司的总裁和CEO。这些大公司有吉列公司,宝利来公司,以及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富达公司。在帮乔治.沙力文寻找他的高尔夫球的时,我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进入大公司最便捷的方法是借助于Brae Burn这样的高级俱乐部。而球童中知道这一情况的不止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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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的知识,与呆在主要的
股票交易大厅相比,高尔夫球场是个次优选择。特别是那些俱乐部的会员们发了一个左曲球或钩射球之后,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吹嘘他们最近的成功投资。为获取5条投资方面的技巧,在单独一句的比赛中我仅需放弃捡5个高尔夫球的小费。
尽管我没有钱来为我所获得的
股票技巧来支付学费,但是在球道上听到的高兴故事还是让我重新审视家人们有关
股票市场是一个让人输钱地方的看法。实际上我的很多客户看起来都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
球童可以很快学会将他的客户分为三六九等,第一等的客户几乎会被奉为神明。他们不仅球技高超而且平易近人出手阔绰；第二等的客户则球技平平,小费也少；最低一等的客户球技即糟还盛气凌人出手吝啬－－因此是三个等级中最让人厌烦的一类客户。做球童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在为第二类客户服务。但是如果要面临这样两种选择,即糟糕的一句比赛却有着丰厚的小费回报,或者精彩的一句比赛而小费却少的可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球童工作为我强化了这一概念：即做这个工作可以赚到钱。
在高中以及波士顿学院就读期间,我一直在做球童,我用获得的弗朗西斯奎梅特（20世纪初的一位高尔夫球运动员－译者注）球童奖学金支付了波士顿学院的大学学费。大学期间,除了必修课外,科学、数学和会计这些从商所需的所有必要基础课我一概不学。我偏爱文科,学习了历史、心理学和政治,也学习了玄学、认识论、逻辑学、宗教学和古希腊哲学。
现在当我回首这些往事时发现,很显然学习历史和哲学比学习统计学对从事投资的帮助更大。
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一个受过严格量化教育的人在投资时往往会有更大的不利。如果选择
股票这项工作可以量化,那么你只需把时间花在克雷计算机上就可以赚大钱。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奏效。我们做
股票投资所需要的全部数学知识（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拥有10美元现金,5亿美元长期债务）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已经学会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逻辑学教会了我分辨华尔街特有的不合理逻辑性,那么它应该是在选股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学科。事实上华尔街的思想方式就跟古希腊人的行为方式一模一样。古希腊人习惯于长时间坐在一起争论一匹马到底有多少牙齿。他们认为只要坐在那里争论而不用找一匹马亲自数数就可以得到答案。而现在华尔街的情况则是许多投资者只是坐在一起争论股价是否会上涨,似乎不用考察公司的情况而只靠冥思苦想就能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