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营者天生会将再投资置于支付红利之前,他们经常采取一种吝啬的股利政策,导致股票几乎经常以被压得相当低的市场价格出售。这种股东期望和管理者的吝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使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可怜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很容易被“管理者最知情”的标准反驳所封杀。
概述
描述普通股投资的困难之一,是股利在决定股票价值和价格中扮演的角色。不久前,人们认为真正的普通股投资者的主要兴趣是获得现金红利,并要求它有足够的数量,按期支付,持续增长。投资者承认,收益不可能全部用来支付红利,应采用一个百分比的界限。的确,这首先是因为典型的公司需要将它的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以供公司正常的发展；其次,百分之百的支付政策——作为极端例子——必然会动摇股利。
一方面,投资者有按期获得足够数量红利的愿望,另一方面,公司需要保留利润以发展事业和增强财力。在过去,两方面要求通过折衷的方式来解决。大多数经营顺利的公司被利润的60％～80％支付红利。然而,由于经营者天生会将再投资置于支付红利之前,他们经常采取一种吝啬的股利政策,导致股票股票几乎经常以被压得相当低的市场价格出售。这种股东期望和管理者的吝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使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可怜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很容易被“管理者最知情”的标准反驳所封杀。
15年来,利润中红利的比重逐步下降。过去增长的纪录越好,未来发展的前景就越明亮,投机者和投资者已逐渐接受了低股利支付政策。在理论上确定无疑的是,高利润的企业,具有良好的增长机会,通过将收益再投资,给股东带来的好处比将这些收益支付给他们更大。成长的前景在口头上愈来愈被强调的同时,通过股票市场,上述理论原则在实践中被广泛推行。在许多情况下,中意的股利率增长——甚至减少股利率,似乎并不影响市场价格。
这类发展的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得克萨斯仪器公司。1960年它的普通股价格从1953年的5美元升到256美元,同期它的每股收益从43美分升到3.91美元,并且没有支付任何红利（1962年现金红利支付了,但那一年收益降到了每股2.14美元,股价惊人地落到了49美元的低点）。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苏必略石油公司。1948年,这个公司每股收益35.26美元,支付红利每股为3美元,股价卖到235美元。1953年红利减到1美元,而股价高到660美元。1957年,它根本没有支付红利,股价竞达2000美元！当1962年每股收益49.50美元、支付红利7.50美元时,这一不寻常的股票市价落到了795美元。
就成长型公司的股利政策而论,投资意见很不成型。我们的两个大型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IBM公司——的情况反映了相互矛盾的观点。电话电报公司关注于公司证券良好的成长性,如事实表明1961年它的卖价是当年收益的25倍。虽然如此,公司股利政策仍将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想法放在第一位,其股票市价对于股利率增长落空的谣传有着较大的反应。另一方面,IBM公司较少关心现金红利的支付,1960年红利仅相当于当年高点时股价的0.5％（在两个事例中,股价都进行了分割）。
市场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评价正形成以下原则：如果最初的重点不是放在成长上,这种股票就被称作“收入股”,最初市场价格决定了它的股利率长期保留其重要性。在另一种情况下,明显实行迅速成长战略的股票首先由期望的成长率定价,如在下一个10年,其现金股利率多少会被排除在计算之外。
上面的阐述可以适当地描述目前的倾向,但它绝不是对所有普通股的唯一指导,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唯一的。实际上,许多公司处在成长和非成长型企业的中间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认定成长性因素的重要性是困难的,并且市场的观点每年都会改变。另外还存在着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如要求企业为了更多地支付给股东现金红利而放慢增长速度。一般情况下,股东对繁荣的关心较少些,对在过去越繁荣的公司,提高股利率、增加红利的期望值越大。
我们由此相信,股东应该要求他们的管理者,要么支付正常的股利（常规为2/3）,要么保证低分配不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比如有与自己收益相适应的价格,而不受低股利支付的影响。这样的保证通常在公认的成长型公司中能够做到,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低股利支付明显是使股票平均市场价格低于价值的原因,这里股东完全有权发牢骚。
一种吝啬的政策常常使公司的负担加重,因为它们的财务地位相当虚弱,它们需要所有或大部分的收益（加上折旧费）来偿还债务,弥补它们的流动资本。发生这种情况时,没有多少股东能对它说什么,除非是批评管理者失职,将公司陷入如此财务困境。然而,有时相对不繁荣的公司以宣布扩展业务的理由压抑了股利率。我感到,这样一种政策在表面上是不合逻辑的。在股东接受有关方案前,管理者应该作出完整的解释和令人信服的说明。就过去的纪录而言,没有理由相信,所有者会通过把他们的钱投在一个业绩平平的企业扩张中而得益。
[yao_page]
股票红利与
股票利润
投资者理解股票红利（流行的说法）和股票利润的实质性区别是重要的。后者涉及普通股的结构。在典型的情况下,一家公司发行两到三次股票,新股票与过去特定时期再投资形成的特别收益无关,它的目的是给股票建立较低的市场价格,这样较低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吸纳更多新老股东。股票的分配,可以通过所谓股票红利的技术来实行,它涉及资本账户盈余金额的转移；或通过标准价值来改变,这不影响账户盈余。
合适的股票红利是支付给股东的一种有形的凭证或明确收益的代表物,它们已经被再投资到企业,停留在近几年短期账户上（不超过前两年）。现已实行在宣布的时间以近似的价值来评价这样的股票红利,并将相当数量这样的价值从盈余账户转移到资本账户。因此,典型股票红利的数量是相当少的,大多数情况下不多于5％。在本质上,这类股票红利从收益中支付的现金数量,与以出售同量价值的追加股价相比较,给股东带来的效果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一种纯粹的股票红利有重要的有利税率。另一方面,同等数量的现金红利具有股票优先认购权,这对于公用事业公司几乎是标准的做法。
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确定了25％的比率,作为股票分配和股票红利之间的区别线。分配25％或更多的利润,企业不需要通过从盈余账户转移它们的市场价值到资本账户来完成。某些公司,特别是银行,仍然遵循宣布他们所喜欢的任何种类股票红利的传统惯例,例如宣布一个无关于最近收益的10％的比率。这种情况在金融界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混乱。
我长期坚定地拥护有关现金和股票红利支付的分类的、清晰的政策。在这样一种政策下,股票红利被定期地资本化,或者收益中的一个指定的部分被再投资到企业。这样一种政策,覆盖所有再投资的收益,它现正被普里克公司、政府劳动保险基金,可能还有少数其他公司执行。
所有类型的股票红利,似乎都受到大多数学院专家的反对。他们坚持股票红利只不过是一纸碎片,它们给予股东的不像从前那样有用,而是无价值的,并且留下了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这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空谈家的观点,( http://www.dzb.com.cn收集整理)它未考虑投资中实际的和心理的因素。的确,定期的股票红利,即5％,只是所有者投资形式的变化。他在100个地方有105种股价；如果没有股票红利,同样的所有权利息就会使原始的100股成为105股。虽然如此,形式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希望兑现他的公司以利润派发的用来再投资的股票,他能够通过出售公司分给他的新股票来实现。他能够像先前他的100股一样,接受105股的相同现金股利率；在股票红利之外,5％的现金红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公用事业公司支付现金红利,然后通过出售追加的股票（通过优先配股权）从股东手中拿回一部分钱的做法相比较,按期支付股票红利政策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我谈到以上情况时,股东会发现,如果他们在紧接着股票优先认购权行使现金红利的流行场合接受股票红利,自己刚好处在相同的位置,除非他们在被支付现金红利时会节约所得税。需要或希望年度现金收入最大值的那些人,如果没有额外的股票,可能通过出售他们的股票红利,或用相同的办法出售他们的优先配股权获取现金收入。
通过将股票红利替换为现在的股票红利和优先权的组合,能够被节省的所得税的总额是巨大的。我主张这一改变由公用事业公司进行,尽管它对美国财政部起了相反的影响。我确信在收益上增长个人所得税是完全不公平的,它并不真正被股东所授受,因为公司从股票出售中拿回了同量的钱。
有效率的股价有限公司不断地使它们的设备、产品、簿记、管理训练程序、雇员关系现代化,它们高度重视主要财务特别是分配政策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