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有理由关注他们巨大的农村社会。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从这个关键领域开始的。改革让农民从低效率的公社中解脱出来并废除了大量的价格控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中央政府允许农民从事私有生产并获得超额收益,这种激励制度很有效,使得1982年、1983年和1984年的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作物都大获丰收。中国政府还鼓励农民在其他与生活相关的领域进行创业。私有市场开始兴起,农村的集市成为商贸中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农村商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年均增长率达到20%～30%。
到1987年的时候,超过一半的农村经济来自非农业活动。农村开始富裕起来。1986年,我在中国南方驾车旅行的时候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农民原来居住的小房子已经被现代化的两层小楼所取代,有些房子前面还设有雕塑。此外,农村增加的税收收入以及乡镇小企业的繁荣为各处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
自那以后,中国的城乡开始出现分化。制造与服务部门开始腾飞,但是受制于陈旧的设备和土地分割过小的原因,中国的农业却跟不上步伐。1952年时农业占中国GDP总量的502%,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5%。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倍扩大到2006年的32倍。尽管创业浪潮席卷全国,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仍相对较低,平均一个农民只有607亩的耕地（而美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607亩）。而且,一个中国农民创造的“价值增加值”只有美国农民的1/200。难怪18～40岁的农村青年大多离开土地去城市找工作。而一些较大的“龙头”企业去租种被遗弃的土地,并为农村生产带来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现代化设备。
因此,中国政府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决心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曾肯定了政府在清洁用水、提高电气化与农村学校计算机化上的作为。在农业基础设施上420亿美元的投入证明了上述谈话。中国政府正积极推进农业研究资金的筹措以及高效灌溉系统、零售市场和电子商务系统的建立。这样的支持反过来将会为私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机会。
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中国在WTO谈判中赢得了保留农业补贴的权利,补贴额占农业产出的85%。伴随着农业设备的升级,农业贷款数额从2001年到2005年翻了一倍。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WTO条款仍允许中国政府继续按照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这是他们在看到稻米、小麦和玉米种植缩减之后实施的一种应对方案。
但是WTO条款明确了中国企业在进口产品时可以不通过国有贸易企业或中间商的权利。这有助于约束国有垄断企业（如烟草和棉花）在定价和配额上设限的做法。中国将大豆油、葡萄酒和玉米的进口关税整体上降低了一半,从高得惊人的水平下降到较为合理的水平。此种竞争迫使中国的企业要迅速地提高效率,这意味着要打破传统的小型耕种方式,也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自己宣称的“100%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
结果,农产品进口价值总额从2002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250亿美元 。这些进口产品大多是美国种植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这可以看做是中国某些弱势项目的潜在信号。但是相反,这些进口产品更多地显示出中国的食品繁荣——也为国外厂商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途径,欧美的优秀企业可以成为长期供应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损,相反是更受益了,因为加强与国外供应商的合作可以促使中国农民更合理地使用宝贵的土地。对于土地资源稀缺的中国而言,继续进口土地密集型的农作物（如小麦和棉花）是很有好处的,农民可以专心关注出口的产品。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谷物种植持续下降到2010年,那么中国的整体经济将获益50亿美元。
中国的税收机构也同样摒弃了传统的农业税制度。自2004年开始,中国已有20个省取消了对谷物的所有税收。在2006年,中央政府甚至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取消了自1958年就开始征收的农业附加税,这种农业税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存在了2 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