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您以及许多像您一样的人都会反问道：“为什么不呢？”
早在1984年,我就问过自己一个同样的问题。当时我正设法成为第一个驾驶摩托车穿越中国的西方人,也可能是古往今来这样做的第一人。作为量子基金（Quantum）的创始人之一,那时我已经挣了很多钱,这些钱足以让我坐在曼哈顿的别墅里悠闲地数着股利。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属于那种喜欢冒险的资本家,我更倾向于观察和感知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看各种图表。
用三件西服换来一顶头盔和一件皮衣后,我将自己的终极目标定为驾驶摩托车环游世界,同时尽可能多地观察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体。驾车前往长城去领略一个伟大民族的魅力可能是逃离华尔街压力的最佳方法。
最终,我穿越三千英里从沿海的上海到达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ighway）。但路上的时间却远远少于我为了准备各种许可证而耗费的时间。我想我可能拿到了所有必需的官方许可,因为之前从没有人敢要求做如此怪异的事情。
我的这次长途旅行可不像是在茶馆中悠然踱步那么简单。道路有时突然变成沙地,有时又被洪水冲毁。道路标示牌含糊不清,以至于我不知道该如何前进。岩石磕弯了我的车轮,而那时中国的零部件非常稀缺,而且像样的中餐馆也很少——不过每当我发现它们时都感觉菜肴很是美味。长时间的驾车旅行让我脖颈僵硬,小镇上的一个医生给我做了针灸治疗,从而让我成为第一批在中国尝试针灸治疗的西方人。在旅行途中,我被交通警察拦下的次数要比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人被拦下的次数还要多。在这个第一代司机的国度,为了安全,我必须小心谨慎地驾车。有一次我的车正好在一座绝密的军事基地前耗尽了油,要想从人民解放军那儿要一些油是很难的,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尽力帮我上路了。然而,当我来到一个设在小城镇公园里的简易舞厅,一个中国年轻人礼貌地邀请我与他一起跳狐步舞时,我惊呆了。当时,只有极少人懂几句商务英语,而且见到我这样一个从亚拉巴马远道而来、身上没有挂着五弦琴、只有满面戈壁滩沙尘的“外国怪人”,当地人通常都会不知所措。
当时给我的震撼非常大,以至于后来在1988年和1990年,我再度两次穿越中国。之后为了庆祝千禧年,在跨越15.2万英里的三年宏伟旅行中,我再次穿越了中国。这次我驾驶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定制的奔驰。每次我回到中国的土地,就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国的现实一点点改变着我的想法,最终让我认识到,我原来对变化中的中国的所有设想完全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和我正好完全相反：一个是集体决策、由政府管制、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另一个则是迫不及待尝试开放国度与挑战开放市场的个人主义者。
我懊悔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四处搜寻初创企业和大量的低面值股票。不过我曾告诉过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可能正是这些看似不值钱的企业和股票即将主宰一个日益兴盛的国家20年的经济发展。197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得益于旅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改革之路”。中国的股市并不是基于商业目的而开放的,但真实的市场——那种人们能买到鱼或丝绸的地方——向我展示：农民已经品尝到了放松管制与商业自由的甜头。我观察到,西瓜的价格如何在达到供需平衡之前上下波动,商贩如何讨价还价。这些现象都让我恨不得买入西瓜期货。
眨眼的工夫,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并开始规划如何让他们的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十多亿人所拥有的惊人潜力与创业精神不可阻挡地释放了出来。每次听到新开旅馆的业主骄傲地谈起自己的业绩,发现农民用积蓄创建自己的地毯厂,看见年轻人用从路边摆台球桌赚来的钱发展更大规模的企业,看见一个好求新知的农民在买下当地所有的苹果园而成为“果园之王”时,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各地中国人都在恢复传统,而正是这些传统帮助中国引领世界贸易、科学和创新长达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