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最优理论”的悖论
在证券市场的具体交易时刻,假设证券分析家能够事先指出最佳的买或者卖策略,并且假设证券分析家能够劝说投资者按照自己的指令买或者卖,那么,所谓最佳的买、卖策略就根本无法实现,无法存在。因为,没有投资者会在知道最优的买或者卖策略的条件下,做出提前或者滞后的举动,甚至居然做出相反的举动。都知道唯一正确的策略是买,就没有投资者会卖,这样一来所谓正确的买的策略就无法实现,无法存在；反之,都知道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卖,就没有投资者会买,这样一来所谓正确的卖的策略就无法实现,无法存在。简言之,事先众所周知的最佳买卖策略,必须以事先不能众所周知为重要前提才能实现,才能存在。显而易见,它是一种悖论。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容易表明,证券分析家即使能够预测市场的最低点,能够指出最优的买的策略,也并不能够表明同样能够预测市场的最高点,能够预测最优的卖的策略就具有必然性；反之,证券分析家即使能够预测市场的最高点,能够指出最优的卖的策略,也并不能够表明同样能够预测市场的最低点,能够预测最优的买的策略就具有必然性。简言之,所谓“最优买卖策略”可能并非科学的概念。由此可见,“最优理论的悖论”,可以属于一种没有害处的议论。
５、“拉普拉斯宣言”的悖论
在证券市场上,最诱人、最复杂、最精细、最理想、最神气的证券分析理论就是数学在证券分析中的具体化。不过,经验事实却一再表明,经济学教授、数学家和证券分析家所摆出的一系列“符号迷阵”,其实是证券市场上最可笑、最杂凑、最盲目、最虚幻、最无用的证券分析理论。对此做出的分析,必须也必然会碰到悖论。作为机械决定论的最杰出应用者,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代表作所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物理学原理就是“决定性原理”。不宁唯是,“一切都是确定的；将来如同过去,我们都可以看得着”,拉普拉斯更把牛顿的决定论思想推向巅峰从而口出狂言：可以将世界的现在看作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原因,而一个伟大的智者,只要能够把一切可以考虑的初始条件、自变量与边界条件都通过数据代入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方程,那么,不论宇宙间最庞大的物体的运动还是最轻微的原子的运动都没有什么是不可确定的,因为将来的一切甚至好像过去的一样永远展现在智者的眼前。既然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程来表示是一种事实,那么,社会科学家乃至证券分析家也就在简单类比推理的基础上,一直企图使证券分析变成一门严密的数量科学。作为技术分析的核心,“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就是证券分析家对于牛顿惯性定律的拙劣复制品。不过,在证券市场上,“无所不包的世界方程”理论显而易见会和证券分析的万能理论一样,碰到自我毁灭的危险,属于一种悖论。其次,正如乔治索罗斯所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所以,社会科学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比喻,证券分析科学更是一种错误的比喻。由此,可能得到一个重要推论：假设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证券分析的科学逻辑之一就是宁愿正确得模模糊糊,也不要错误得清清楚楚。最后,证券分析应该“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所以,分析家必须善于区分逻辑、科学理论常识和实践三个层次。在逻辑上,证券分析的“拉普拉斯宣言”或许能够自圆其说,但其实根本没有可操作性。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反驳拉普拉斯“无所不包的世界方程”的理论依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如老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在致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的信中所指出,“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因此,理想的证券分析家所提的和给证券分析家所提的神圣问题是虚无飘渺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