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并以金融资本运作为职业的人,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可以被称为金融家了。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民间金融家团体已悄然兴起。
三五年前,“中国是否有真正的金融家”可能还是一个真的问题；但现在再对此表示怀疑,可能就有“不懂国情”之嫌了：中国至少已经具备催生民间金融家的土壤了——所谓民间金融家,其基本特征在于,资本来源为民间、运作方式市场化。
不能不考虑中国入世的影响。政府部门的精简,审批项目的删撤,且不说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边界也在逐渐变大,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壁垒开始松动,政府挡不住外乡人来当地投资生产,越来越多的生意从中国做到欧美。市场的扩展使得信用变得愈发重要——河南的供货商无法确知是否可以放心地和新疆商号做生意,于是河南商人提出预付货款,或者新疆商号提前支付——谁能够承担更大的信用考察的时间成本,往往谁就能够从商战中最后胜出。类似的考验还有：谁能增加预付款的额度、谁能接收更长时间的延期付款、谁能在上市之前获得更多的过桥贷款以增强投资人的信心……
当僵化的国有银行对这一切反应迟钝时,民间金融家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2005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企业形成了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消极地看待这些占款,就是巨大的回收风险；换一个角度则发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服务规模,商人们恐怕早已经通过信用证融资的方式从金融家手中获得周转的资金,否则这样大的占款,很多企业早就破产了。
同样不能不考虑的还有资本积累的阶段性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经历了“关系资源”、“奇货可居”(短缺经济)两个阶段,拥有相应资源的人因此而快速地积累起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但随着市场经济特征的变迁,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以往的优势资源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不再能发挥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作用了,这些资本开始从“夕阳部门”退出,寻找新的方向,从而产生新的资本运作；另一方面,二战后的持续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使那些漂流海外的中国侨民有了稳定的资本积累环境,至少两代人的传承,一些海外资本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另外,由于近一两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启动产生的庞大资金需求,以中资为主的海外资金出现了有规模的回流迹象。这些资金拥有者,一部分是海外的中资机构,一部分是原来以各种名义和手段从中国外流资金的拥有者,政府和舆论都警惕地称之为“热钱”,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热钱”背后隐藏的职业金融家也出现在中国市场。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世界金融史上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摩根迅速崛起的年代。当时正是美国工业化进程最壮丽的时期,铁路、钢铁、能源等工业化龙头部门迅速发展；南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大批移民涌进美国,其中不乏带着大量伦敦资本的金融投资家。正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摩根和他所代表的金融投资家为美国一举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筹集了所需的巨额资金,并成为至今都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中国也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各种相似特征仿佛都在说明,中国进入了同样可以产生“摩根”的时代。虽然无法找到确切的数据,但诸多迹象已经表明,由于不同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几大民间金融家群落,他们各具特色,他们中间既可能诞生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摩根,也可能诞生投机成性的中国索罗斯,更有可能诞生巴菲特式中国的民间股王。谁会登上主流舞台,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