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尝试,它的周期排列为“萧条、复兴、繁荣、紧缩和危机,”并没有对每个阶段设定绝对的时间长度,甚至认为“紧缩和危机”、 “危机和恐慌”、或“紧缩与恐慌”有时是相伴随出现的。然而我们可以从平均指数的记录中得出另一个周期,几乎可以被称为人类犯错误的周期。它只能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拥有自治权的民众总是太急于行使和误解这种民主中最大的特权——犯错误的权力。
考克西的失业请愿团
我的意思是不难理解的。1890年是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国会当权的时期,美国到处充斥着不确定性和地方主义思想；立法总免不了要有一定程度的妥协性,但是当时的立法却成了一种不道德的妥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能够在不改变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就次要问题成功地进行妥协,然而《谢尔曼白银收购法案》却牺牲了根本的原则性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向我国金融系统的血液中掺人了水分。如果不是我国在1892年获得巨大的小麦丰收,并且唯一的国际竞争者俄国又恰好全面歉收,通货膨胀和过度投机行为很可能会在那一年导致一次不可避免的大恐慌。这次恐慌最终出现于1893年。
此后四年中,到处出现了今天非常流行的这种平民主义思想。1894年,考克西的失业请愿团从俄亥俄的马西隆出发,一直走到了华盛顿,考克西的主要观点——不兑换货币能够使繁荣重新出现——也随之传遍全国。中西部地区受到的毒害最深。威廉·艾伦·怀特在其著名的社论《堪萨斯怎么了？》中记录了这次浪潮。在那段恐怖的岁月里,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处于灾难的最深处。除了少数几个实力强大、经营良好的公司之外,几乎所有的铁路公司都破产了。1896年,全国近87％的铁路处于破产监管状态。直到麦金利第一次当选为总统之后,情况才逐渐转人正常和轻松的状态。
繁荣的十年
摆脱平民主义的误区(银币自由流通等)之后,人们才发现这种思想会把国家引入破产的深渊。政治家们对自己鲁莽行动造成的后果感到害怕,此后十年(1897—1907年)罪恶的政治从美国商业中消失了。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繁荣的时期,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铁路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飞快地发展着,出现了最大的、最获利的工业集团,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段时期的生活成本很低,只是在后期略有提高；当时的工资也很不错,这不仅表现在以美元和美分表示的工资数量上,还表现在它们的购买力上。
“养胖后一脚踢开”
然而,“等到他养胖后再一脚踢开”。是否民主承受不了繁荣?还是我们不必做出这么宽的假设?我们已经看到,工资上涨的压力达到顶蜂不是出现在工会软弱无力或者不存在的困难时期,而是出在工资水平较高,工会领导人可支配的钱超过其合理支出的繁荣时期。太多的人把商业萧条归罪于工资压力,然而真正的原因却在于我们在国家养胖以后把它一脚踢开了。平民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但是其危险的基础在此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似乎正在步人这样一个平民主义时代,当然战争已经把一切不正常的“周期”抛弃了,但是反对个人财富的思潮在公众敏感的大脑中撒下的罪恶肥料,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结出不道德的果实。
公众观点中的二次思维
如果我试图根据人们犯错误的周期性进行预测,将会超出股市晴雨表的目的和本书的正常范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真正繁荣的金色十年距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可以指出它的顶点,见到过它在1907年突然而猛烈的崩溃。由战争引发的火热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一次公正的考验,正如它不能成为分析的合理基础一样。难道在另一次像1897—19叮年这样的时期到来之前,美国还必须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它最后不是问自己“堪萨斯怎么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