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
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
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
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
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
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
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
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
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
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
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
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
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
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
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
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
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
也位
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
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
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
人。”桑德拉·普拉隆当时在现场,她记得人们都惊诧不已。罗马尼亚人是不习惯于听见某
人公开声称他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个恬了50多岁还不愿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将
犹太身份看作负担的人来说。如今,在叨年代初,这一切看来在变了。
什么使乔治·索罗斯的种族意识觉醒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