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林教授提出的新农村运动在海外是有先例可循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尝试了“新农村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村经济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城乡差距大为缩小。2004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14 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新农村运动”成为韩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学习的借鉴。显然,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预示着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和农民命运的伟大变革已拉开序幕。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对农村生活的诗意遐想。从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到民国时期周作人、梁漱溟等人的“新农村运动”概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为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农村而冥思苦想、不懈奋斗。可惜,他们的愿望只能像流星一样在感叹中倏忽即逝。
1980年底,中央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内容自然将新农村包括了进去。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围绕小康目标掀起了建设小康示范农村、文明生态村、新家园建设村等高潮,展示了中国新农村的美好前景。1999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2004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又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至此,政府解决中国农村“三农”问题的完整思路已经形成。到了200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中国高层推动新农村建设,实现中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一次更具体的政策措施。
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尤其是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以后,能否协调城乡发展,正是检验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国家在迈进类似中国的这个阶段后却没能有效地增加农民这一重要人口群体的收入,最后导致区域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韩国则在工业化中期不失时机地展开了“新农村运动”,从而使农村与城市得到同步发展。拉美和韩国为中国21世纪新农村运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目前,中国已由新中国初期的农业国成功转型为一个工业化中期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 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40%,农业与非农产业产值比为15∶85,已完全具备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为此,胡锦涛主席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了“两个趋向”的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0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建设新农村20字的表述,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内容,是对中国新农村蓝图未来少有的全景式描绘。按照政府新农村建设要求,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有识之士认为,主要体现在新设施、新环境、新房舍、新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新的社会保障系统等方面。所谓新设施,就是改善农村的生活基础设施,这涉及到村内、村外两个方面,包括清洁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电力、电信、电视、信息网络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环境就是指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整洁,尤其是加强村内和农民院内的环境整治。新房舍不仅指房舍的外观,更主要的是居住理念的更新,既要美观又要实用,还要节约资源。新的公共服务体系,最突出的是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其次还包括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及其他各项文化事业等。新的社会保障系统是指要建立全国统一体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可以预见,新农村建设将使有着9亿农村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无论在设施、环境、房舍,还是在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系统方面都将出现一个崭新的气象。作为中国社会主要形态之一的乡村,也将像中国城市一样享有公共财政带来的一切福祉,享受普遍的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分治的篱笆将被彻底拆除。在这里,人们可以实现“大同社会”的梦想,可以处处感觉到现代文明的气息。21世纪的中国乡村面貌必将在新一代中国人手中得到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