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
我的钱操作得如何了?我躺在床上,把床头柜上的闹钟调到下午七点整,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当时是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六点半,我才刚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的办公室回到家里。这真是忙乱得不得了的一个月,我正打算在待会儿和客户在鲁提斯(Lutece)餐厅——全纽约最棒的义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前小睡片刻。我已经要求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在十一月前让我知道,他们是否在下个年度还会继续把资金投资在这两个基金里。所以整个十月份当中,我除了要做例行工作外,还要不停地向各方面的客户解说,过去一年中我为他们赚了多大的一笔财富。如果你正在操作一个基金,你可无法承受损失任何一个客户所带来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好像是一群生命共同体,一旦有人跳船,其他人也会马上跟进。
三大难题
当时我在股票市场的绩效是十八%,高出大盘许多,但在和客户的会谈当中我发现我面临三项问题。第一项就是我收取的费用。我是名列杰克·史瓦格书中的“金融专家”之一,同时也是市场高手,但我发现如果我要承受为别人操作资金的重大压力,就一定要收取更高的报酬。我想要把基金管理费调高到和保罗·都铎琼斯、布鲁斯·考夫纳和路易斯·贝肯那些人一样的水准。但问题是,琼斯、考夫纳和贝肯这三个人操作的都是期货基金,而我不是。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都设定只以资金的二五%从事期货交易,另外七五%则从事股票交易,所以这两个基金都不是期货基金,只能算是股票基金。而大部分的股市基金经理人收取“一加二”型的报酬,所谓“一加二”就是总资金一%的固定年管理费再加上获利二%。只有市场上的顶尖高手,也就是那些操作纯粹期货基金的家伙,才有这个条件要求“四加二”的报酬,而这也正是我要的价码。这表示若以十八%的报酬率来计算的话,我会得到六·八%的报酬——四%的管理费加上获利的二·八%(剩余报酬率十四%的二%),这比总获利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所以有很多投资人开始发现这个条件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买卖。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市场状况。市场一整年以来都呈现非常不规则的走势,因而使我在找寻明确趋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为那两个基金操盘时,市场在我的移动平均线上下冲刷洗盘,所以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并且根据市场上一些企业接收的计划或小道消息建立了几个部位,希望借此产生了一些稳定的获利来支持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交易上的困境。我买进了一些林传播公司(Lin
Broadcasting)和乔治亚海湾公司(Georgia gulf)的股票,但只要市场出现谣言,那些个股的买卖价差都会明显拉大,而资金调度的考量会破坏我在短线上的获利。由于我的基金有一部分算是期货基金,依照期货法规每个月必须向投资人提出报告,而这也对我产生短期性的压力。我认为这些套利部位能够在一个没有明显趋势的市场中提供较好的收益率,但我的想法错了。这些获利并没有出现,五周后,我的亏损已经达我募集的四千万美元资金的六%,高达二百四十万美元。
我以前从来没有亏损过这么多钱,我的自信心也随着我的钱而每况愈下。我开始缩减部位、保护我的资金然后尽量在一有机会时就实现获利。这些作法果然奏效,到了三月底,这两个基金的净值已经转为获利七·六%,反观同一时段,我的比较基准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四·二%。在短短三个月里能够有高于大盘指数十一·八%的表现,在任何投资人眼里都应该是非比寻常的操作绩效。许多投资人也的确这么认为,因而衍生出我的第三个问题。
当我开始为基金操作时,最主要的考量之一就是我是否能够像操作自己的一千万美元规模的资金一样,有效率地操作这两个总额四千万美元的资金。在前两次经验中,我发现操作较大金额的资金会改变我部位持有时间的长短。我倾向于持有部位更长一段时间,这改变了我在短时间内实现获利的交易风格,但是我在一九九年第一季的表现让我相信我有能力管理更大的金额的基金。所以在四月一日,我再度开放新的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并且成功募集到三千万美元的资金。
大部分操作七千万美元资金的操盘手都会打散资金,寻找适当的投资标的,分散风险,然后让他们手底下那些年轻的职员帮他们执行交易指令的工作,那些操盘手们则高高在上,纵观全局并且主导全盘策略的大方向。但这可不是我的风格,我一向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此外我的手底下也没有帮忙的小弟。我早就把原先雇用的那两个职员给辞掉,完全由自己进行交易工作了。我一直采取着防守性策略,并且在四月份当中又增加了一·五%的获利,但是在五月及六月当中,市场的走势却和我的部位背道而驰。我没有搭上任何一波重要多头走势的列车,压力立刻从四面八方蜂踊而至。在整个上涨趋势当中,投资人不断打电话给我,问道：“我的钱运作得如何呀?”
当你全心投入操作的时间超过了结算年度的三分之一时,投资人只想听到一个答案,“这简值棒呆了!”但是我没办法说得出这句话。在每个月初,我都会寄一封信给的投资人,向他们说明基金的操作状况。而在六月份的那封信里只能这么说：
身为基金里最大的投资人,我个人觉得维持每个月获利的重要性,要比试图在市场上靠少数几次交易大捞一票来得高。我的投资绩效是基于持续性的获利能力,并使复利成长得以有机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什么振奋人心的话。客户继续打电话、传真、写信或用其他方式来抱怨他们的报酬率,并且拿其他操盘手的绩效和我比较。那些引介国外资金的掮客就更糟糕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我正在交易的时段中打三次电话给我：“马提,马提,我的钱操作得怎么样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家伙会干出这些事,既然他们是把资金以一年的固定期限投入,那这么在乎每天的损益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在各式各样的市场状况下,已经连续维持了十年的二位数获利吗?他们不知道我是冠军操盘手吗?
在七月份当中,我试着在报告六月份绩效的信中提醒投资人他们是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金的
,并且附上一份长达两页,从理查·罗素的“道氏理论通讯”上摘录下来的文章。这篇摘录显示复利成长的效果是多么强大,并且一直以来都是聪明投资人用来累积巨额财富的最佳方法。缓慢但持续地获利才是这个游戏的真谛。我在七月份的那封信中再次以防卫性的方式写道：
当我创立这个基金时,我知道总会有某段时期会超越其他操盘手的绩效,而有些时候又会表现得比别人逊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诸位以最低一年的期限来投资的原因,而这也是我认为应该被诸位评估的方式。当这一年的期限结束时,诸位将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把资金投资于此,甚至提高您的投资金额。我只希望诸位能在适当的期限时再评估我们的操作绩效,并且以相对和绝对的观点把我们的表现和其他操盘手及投资机会做比较。
在那封信中我没有告诉投资人的是,我已经准备好要采取攻击性的策略了。我马上就要来个长打。
海珊入侵科威特
奥黛莉决定在暑假期间重新装潢我们在公园大道的公寓。当孩子们上学去的时候,我们把东西都打包好,然后搬到我们在罕普敦的避暑小屋。我在那里和另外一个避险基金的经理人一块儿打网球。有一天他对我说：“嘿,马提,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和普强(Upjohn)有关的消息啊?”
“普强?”我一付真的听到什么似的表情说：“干嘛!你听到了什么呢?
“听说有一家瑞士公司打算要购并他们,所以我已经买进普强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内线”史基尼。史基尼在华尔街到处都有眼线,如果有人对普强这个位于密西根的大型药厂采取了什么行动的话,史基尼一定会知道。
“马提,”史基尼语气轻松地在电话里说：“我正想要打电话给你呢!我在瑞士的眼线刚刚告诉我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而且你知道,有很多欧洲方面来的买盘,看起来真的是有那么一回事,大家想藉着这个购并捞一票。”史基尼说话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而他已经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了。如果我想要来个全垒打的话,普强就是我该介入的标的,我开始大量买进普强。我对于精巧的小电器用品一向非常热爱,终于也买了一部行动电话,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又大又笨重的汽车电瓶。我可以坐在球场旁边看着奥黛莉打网球双打,边对着电话大喊：“再帮我买进一万股。买进一万股!”在整个七月里,普强一直不停地小幅上涨,我也不停地买进。我有时会在周五的下午坐在海滩上看着孩子们堆砌着沙堡,然后一边对着那个像汽车电瓶的电话大吼：“收盘前帮我买进三千股!买进!”我的多头部位愈来愈大,整个资金都投到普强去了。到了八月初,我正在前往中国大陆途中,但还是持续作多。我买进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普强,超过了基金总额的一半,总共买进了将近一百万股。
八月二日,沙丹·海珊派兵入侵科威特。市场开始下挫,而原油期货的价格则一飞冲天。在股市很快重挫了十%时,普强的股价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下跌的走势中。我开始卖出史坦普指数期货来规避部分的现股风险,但这却让我陷入另一个星期的困境中,因为普强的贝他(Beta)值(单一股票和大盘指数之间的连动关系系数)已经因市场的变动而成为史坦普指数的两倍,但我却在后来才察觉到这个变化。基本上这表示大盘每变动一%,普强的价格就会变动二%。以目前市场下跌的状况来说,普强会下跌二%,所以如果我卖出总值四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指数期货,这一点也不够,我应该要卖出总值八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期指契约才封。
在八月中旬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卖出了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而市场开盘就跳空下跌。我在五分钟内就赚进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但是普强的股价也下跌了一又八分之七,使得基金在当天的整体表现只是打平而已。同时,真要谢谢沙丹·海珊,让原油和其他大宗物资的价格疯狂飙涨,使得琼斯、考夫纳和贝肯那些没有买进普强的期货市场玩家们因为作多期货而赚翻了。由于“金融专家”这本书的介绍,我得到了期货市场玩家的封号,但是我从来没有纯粹专做商品期货交易。我真正的专业是在史坦普指数期货,而它则代表了那个目前正在狂跌的股票市场。所以当那些市场高手们因为买进商品期货,趁着通货膨胀预期心理高涨之际大赚其钱的同时,我却只以卖出史坦普期指来锁住那一百万股普强所面临的风险而勉强打平而已。
到了九月中旬,我和一位主要的投资人做了一次年度操作绩效回顾。除了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外,我另外替豪斯曼海外基金(Hausmann
Overseas N.V.)——一家注册于荷兰安特列斯(Antilles)的基金操作五百万美元。我将这笔钱分开来操作是因为豪斯曼不希望将这笔资金和其他投资人的混在一起。他们希望所有交易都经由纽堡与柏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来进行。每个人都想和豪斯曼合作,看在五百万美元的份上,我同意他们的交易都经由这家荷兰籍的大公司来完成。
豪斯曼公司的十二位高级主管在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西南角的丽晶饭店订下了一个小会议,然后邀请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和他们仔细捡讨操作绩效。我的房子就在公园大道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只要走短短的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会场。我挺着胸膛,昂首阔步走进那个会议室,然后说：“各位先生,我为各位操作得很棒。我在普强上面亏损了八%,但是以年度而论我还是保有十二%的净获利。以我目前持有的部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将可以出现三%到四%的获利率。目前的问题是我的部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
那些豪斯曼的高级主管并不想听到这些关于普强的话题。他们开始拿我的操作绩效和琼斯、考夫纳、贝肯以及其他期货市场的明星操盘手做比较。“听着,”我对他们说：“我操作的不是期货基金。就像当初你们把资金投入时我就告诉过你们的,保护资金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只投入二五%的资金到期货市场。如果我把你们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期货市场的话,我可以把财务杠杆放大十五倍,然后帮你们赚取一%的报酬率,或是把你们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去坐牢。”他们根本不买我的账。他们继续拿我和那些期货基金的经理人比较,因为我收的基金管理费和期货基金一样高。然后同样的戏码一直重复上演到十月份。在市场收盘后,我躺在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办公室的沙发上,等着我的国外投资人到来。我们坐在由奥黛莉精心挑选,围绕在大理石桌旁的名牌皮椅中。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操作得有多好,而他们则告诉我琼斯、考夫纳、贝肯和其他人的操作绩效有多好。这一切真是令人沮丧。
鲁提斯的晚餐聚会
在我床头柜上的闹钟响了。已经七点钟了。我起床,在脸上拍了拍水,清理了一下亚曼尼套装,擦亮贝里牌鳄鱼皮鞋,拉直米索尼领带,然后动身前往鲁提斯(Lutéce)。
奥黛莉陪我坐电梯下楼,然后我们走出门去拦了一部计程车。“巴奇,你妈妈打了个电话来,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过感恩节。”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没办法在感恩节的时候回佛罗里达去。我还有一堆公事要办呢!”
“这样啊,那在那几天假期里我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不去滑雪的话,就只好回佛罗里达了。”
“滑雪?谁要去滑雪?”
“巴奇,我们在假期当中一向都会出去度假的。”
“今年可不行。听着,奥黛莉,我没有办法度假,也没打算去佛罗里达。我得想办法改善操作绩效,不然我的投资人都要跑光了。”
在鲁提斯的这个晚餐是由威利·韦伯(Willie
the Web)作东的,他是一个专门为欧洲的富有投资人找寻热门基金经理人的瑞士掮客。威利介绍了一些大客户给我,代价是他想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董事会中取得一个席位。我真的不知道董事会的成员们除了收钱和报费用之外还做些什么,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威利的确控制了不少国外投资人的资金动向。我和威利是经由我的老兄弟尼尔·魏斯曼(Neil
Weisman)介绍认识的,但是尼尔今年并没有受邀参加威利的晚餐聚会。尼尔的基金是纯粹的股市基金,而他今年的表现显然不像前三年平均年报酬率七五%那么好。威利希望他来往的操盘手都是当红炸子鸡,而他显然认为我够红。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参加这个餐会的主要原因。经过了和投资人长达一个月的艰苦沟通后,我很想找个机会到那种高手云集的场合去和别的操盘手打打交道。
威利在鲁提斯的楼上保留了一个隐密的房间。当我走进那里时,可以看到在场有许多市场中的后起之秀。朱利安·罗勃森(Julian
Robertson)正和史丹利·德拉肯米勒(Stanley Drucenmiller)谈话。朱利安是一个安静而又谦逊的南方人,他在一九八一年离开奇德——琵芭蒂(Kidder,Peabody)公司后,在他四十七岁时创立了一个只有八百万美元规模的基金。现在他操作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十亿美元了。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是乔治·索罗斯的左右手。奥德西合伙基金(Oddysey
Partners)的李昂·列维(Leon Levy)正加入他们的谈话。
威利上前来欢迎我。“马提,马提,真高兴看到你。来这里,跟我来见见几个客户。”客户的名字对我来说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中,我的客户就是一堆位于百慕达、巴哈马、瑞士、开曼群岛和其他免税天堂的银行账户号码。当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时,威利向我解释客户们正在进行一种创新式的生意,并且已经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马提,告诉他们你的基金操作得很棒,真的很棒。”威利在我身旁轻听说着。
等到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费翁娜·毕格斯·德拉肯米勒(Fiona
Biggs Druckenmiller)的旁边。由于我是这个交际圈中的新人,所以我对这些人并不是都很熟悉,但是在晚餐当中,我知道费翁娜不但是史丹利·德拉肯米勒的太太,也是巴尔顿·毕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侄女。她和史坦利是在他们任职于德瑞弗斯(Dreyfus)公司时认识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费翁娜显然很知道要怎么和这些高手们打交道。
这场在鲁提斯的晚餐聚会比起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要有意思得多,甚至比在谢克那个位于查理一世别墅里的聚会还要棒。在那两个餐会中,会场中的人相当多,而在这个餐会中,我却是少数与会的菁英人士之一。整个晚餐当中,我都不断地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这里是我真正想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操作资金的理由。”但是在整个晚餐之间,有另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的另一个耳朵里嚅嗫着：“马提,明年你会在麦当劳和尼尔一起吃晚餐,除非你今年能够反败为胜。”
午夜过后我才回到家中。简直累得要命,但却没办法入睡。我的思虑飞腾。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持在市场高手的阵营里,必须做一些重大改变。朱利安·罗勃森、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李昂·列维、琼斯、考夫纳、贝肯、索罗斯都是市场中的高手。我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座,我的基金规模可以和他们的一样大甚至超越他们。我得多赚点钱,我需要改善我的操作绩效。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我的交易助理艾莉森·布朗(Allison
Brown)：“我要你帮我每天卖出二万五千股普强,直到我们的存货都出清为止。我要在今年底之前把这个部位完全出清。”只要这个高达四千万美元的包袱还在我身上,我就铁定没有办法达成投资人期望的报酬率。如果我以每天二万五千股的幅度来调节掉这个部位,我想不会把普强的股价打压得太严重,此外,如果那家瑞士药厂真的开始他们的购并行动,我还是有机会享有部位的涨幅。“内线”史基尼不停地告诉我：“这事马上就要宣布了,马提,不要卖掉那些股票。我知道这的确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些事不就是一直都会拖得比较久的嘛!”
接着,我坐下来为十一月一日要寄给投资人的信打草稿。如果他们希望我操作的是期货基金,我就帮他们把基金转型为期货基金。在我的信中,写道：
“展望一九九一年的发展计划,我已经决定要为沙伯林纳基金进行几项改变。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基金在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的投资分配比例分别由一九九年的二五%比七五%改变为五%比五%。我们有几个理由做这项改变,第一是我们今年的获利绝大多数来自于期货交易,我们以一六五万美元的投入资金赚得了一二万美元的获利,相当于六一·八%的报酬率。做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许多基金投资人的要求,他们希望投资有更高的波动性,并且愿意承受伴随而来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潜在获利。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投资人只要支付一%的账务费用,就可以在年中抽回投入的资金。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一个“到价出场”的运作模式,一旦基金的操作产生年初资金总额三五%的亏损时,基金将自动停止运作。
由于我有计划地出清所持有的普强股票部位,并将投入期货和股票市场的比例加以调整。我已经准备好全心投入接下来两个月的交易中了。
抱歉!老爹。你被炒鱿鱼了!
尼尔·魏斯曼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和尼尔见面可以回溯到七二年我到金字塔工作的那个时候。尼尔是金字塔公司里的一个股票经纪人,他总喜欢到处搜集一大堆资讯,也一直都试着和市场里的好手打交道,由于我在公司里是负责热门产业的新进人员,所以他就自然地和我成为朋友。
能够认识尼尔是我在金字塔公司的工作经验中惟一对我有帮助的事。当我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而华尔街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工作时,尼尔为我打电话给杰瑞·法柏(Gerry
Farber)。杰瑞是金字塔公司的前任分析师,当时他正担任爱德华——韩利(Edwards
and Hanly)公司的研究部主管。尼尔告诉杰瑞我被人恶整的事,并且向杰瑞极力推荐我。感谢尼尔,杰瑞真的雇用了我,我也因而认识了鲍伯·佐尔纳。多亏了尼尔才使我从人生最严重的低潮中拉了出来,并且再度回到了市场。
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他。尼尔是一个很棒的操盘手,也一直都想成立自己操作的基金,但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所以我就对他说：“听着,尼尔,我把我和奥黛莉的退休基金都交给你操作,你放手帮我操作这笔钱吧!”
这笔钱的总额大约有七十五万美元。就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尼尔募集到了另外的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已经足够让他开始操作他的基金了。他在基金募集完毕后很高兴地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动身前往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遥远小岛上度假,并且在这一年的前五个交易中完全断绝了和市场的连系。在这几天当中,市场突然狂飙上涨,而尼尔却完全没有掌握到这次机会。当我们在二月中一起参加某一个晚餐聚会时,市场已经上涨二%,尼尔的基金报酬率却只有九%,所以我对他说：“尼尔,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在新年一开盘的时候跑去度假呢?你完全没有把握到这次的涨势。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钱交给你操作。如果我现在能够把钱抽回来的话,一定马上就这么做!”这就是我对尼尔,这个把我从人生低潮中拉拔起来,而且刚刚才开始操作他第一个基金的好朋友所说的话。
尼尔或许可以对我说：“去你的!马提,我不需要你的钱。拿走你的臭钱然后滚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市场里的规矩。身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不论你是操盘手、投资人、企业家或是其他什么身分,绝不能让友谊或是家族关系介入你和金钱相关的重要决策当中。尼尔当时给我的回答是：“马提,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狠狠揍我一顿,因为没有人能比我自己给我更大的压力。”尼尔回去后努力操作,并且在那年创造了七五%的优秀绩效。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他把我投入的资金增加为原来的三倍。到了一九九四年,他的基金已经成长为五亿美元的规模。我现在仍然有一些资金放在他的基金里,但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能够找到更高的报酬率,我会毫不考虑地和尼尔说拜拜。这无关任何私人恩怨,只不过是这个市场里的游戏规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