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是它却比任何同时代或以后发表的著作更能让我们了解到王政复辟时期的真实情况,其原因就在于此。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对二个半世纪以前伦敦城内的银行业状况及其机制有了一些大体的了解。就可得到的历史资料而言,我们的实际知识起点不会早于17世纪末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早期金融家的商业和金融活动记录几乎是无法得到的。在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时期,甚至早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时期,这些资料原本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但是那些可敬的历史学家们似乎认为国王的私生子诞生比商业街的开张更重要,虽
然后者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出一种必不可少的金融机制。
信用是新事物吗?
我听到过一个可信的消息,银行业甚至分支银行至少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它拥有银行汇票、信用证和一套正常的银行机制,只不过形式上要简单得多。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种伟大的信用结构基本上是在现代产生的,但是如果仅因为对历史了解得太少而认为它完全是现代事物,那将是荒谬的。痂太基、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基本上是物物交换,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并不完全如此。不仅教会法而且《圣经》本身和类似的著作都曾多次提到高利贷的罪恶,然而高利意味着利息,利息又意味着信用,正如铸币意味着交换一样。高利贷并不完全等同于典当业,中世纪的银行业也不是。有证据表明,同样一些人既收取利息也支付利息,当时和现在的商人可能都要比神学家们实际得多,也更清楚合法利息与高利贷之间的界线。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一直受到教会对货币借贷关系的态度的影响,他们顽固地对自己也承认并不了解的事情保持着教条态度。我不禁想到,黑暗的可能不是中世纪,而只是这些历史学家们。我甚至同意我的朋友詹姆斯,J·沃尔施博士的观点：从艺术和文学两方面所实现的真正文明和成就来看,13世纪的欧洲和我们非常相似。既便是他也
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任何关于贸易机制的有用性的证据。
一个的错误假设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人类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历史,那些纳税人和使纳税成为可能的人的历史,那些以劳动产品为起点创造出十倍于此的财富的人的历史,那么我们要想从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全部近代图表资料中选取足够的事例令人信服地进行总结将是多么困难啊!
H·G·威尔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历史纲要》,至少可以出色地说服许多在一生中从未认真读过历史的人行动起来,但是这本《纲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一个错误的假设,难道威尔斯先生和我们自己所必需依赖的不太准确的历史记录中出现过任何类似的情况吗?任何人的目的都是有效率的个人的发展。威尔斯的论断完全忽视了现在和将来都要统治我们的生产中的管理因素,自从人类知道保留一部分劳动成果以供自己和他人过冬需要并用它来交换自己无法生产的产品以来,这个因素一直在起作用。
合理而保守的预测
关于晴雨表在1909年市场转折期的使用问题,《华尔街日报》在9月11日(铁路平均指数达到最高点1个月以后)写道：
“平均指数在星期四出现的那种下跌经常预示着一次下跌运动的到来。这个暗示目前还
不具有权咸性,但是既使我们认为牛市可能重新恢复,‘因为所有的坏消息都已知道了’,平 均指数的状况仍然比长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 让人沮丧。
悲观主义从来就不是本报所采用的政策, 但是当市场达到顶点时,它选择了应有的保守
主义态度。这种作法从未出现过错误。”
在此之后,尽管市场表现得非常稳定,只出现了一次基本上持续到年末的修正后的次级下跌运动,《华尔街日报》仍然根据平均指数向市场提出了警告。10月明日,它在说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