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例子中,公司支出了5000美元,但我们知道,如果股价攀升至每股100美元,那股票期权的实际成本将更高。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和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2002年在《华尔街日报》专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就算在行使股票期权时将它们支出是正确的,但由于股价涨得越高,收益也就越多,这时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马尔基尔和鲍莫尔认同在股票期权的发行当日就将它们支出,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强调,真正的问题是滥用股票期权,而这一问题靠支出期权是解决不了的。他们担心支出股票期权会鼓励滥用。马尔基尔和鲍莫尔建议使用恰当的以业绩为基础的股票期权。
同样,企业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弗雷德里克·史密斯（Frederick Smith）在2002年《纽约时报》专栏中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股票期权不应该被支出。他们解释道,企业已经公布了稀释每股收益(diluted earnings per share),它是在假设股票期权已经行使的条件下,用净收益除以已发行股票（shares outstanding）得来的。所以,支出期权加上已发行股票的期权属于重复计算,这样一来就错误地记录在了财务报表上。多尔和史密斯还指出,期权支出限制了股票期权的使用,加大了企业寻找人才以及协调雇员和雇主之间利益的难度。
但是,巴菲特对这两个结论都不认同。他坚信期权支出对解决很多与滥用相关的问题很有帮助。他不认为支出期权会阻碍它的使用。但是由于巴菲特对这个问题往往都是直言不讳地发表评论,使得很多投资界人士都认为他轻视了股票期权的作用。很多投资者觉得巴菲特的真正目标是彻底消除对股票期权的使用。他是美国国内最大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他自己从不接受股票期权。而且,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过他对这一问题的正面看法。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巴菲特从来都不反对股票期权的使用。实际上,他说过：“由于大众不断地曲解股票期权问题,所以我在这里郑重强调,包括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一般投资者以及我本人在内,从来就没有人主张限制股票期权的使用。”他还指出：“未来伯克希尔的继任者很有可能会经由股票期权获得大量的报酬。”
很多评论者听到这些话都感到很惊讶。实际上,巴菲特认为只要机制合理,股票期权可以变成一种激励薪酬的恰当方式。尽管他反对行权价固定的股票期权的使用,但是他不反对使用那些行权价周期性改变以反映留存收益变化的股票期权。如果行权价是固定的,那企业高管们在股市牛市时,很容易就能获得报酬。但是浮动的行权价就能给那些创造价值的高管们以适当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