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股票市场的走势必然会受到管理当局政策变化的影响,甚至有时会反应过度。这一点在类似我国这样不发达的股票市场上反映得尤为突出。据对上海股市波动的情况的资料显示,在导致市场波动的因素中,政策因素占34％,在各种因素中居于首位。以下是1992年至2001年上海股市与政策变动之间的关系：
时间
峰谷
指数
政策变动
1992年5月
高峰
1429
（1）邓小平讲话（2）放开股价
1992年11月
低谷
380
8月10日后政策趋向保守
1993年2月
高峰
1536
开放机构入市
1994年7月
低谷
325
（1）高速扩容（2）整顿金融秩序
1994年9月
高峰
1052
三大救市政策
1995年2月
低谷
524
（1）恢复扩容 （2）国债为主政策
1995年5月
高峰
925
暂停国债期货交易
1996年1月
低谷
550
高速扩容
1996年10月
高峰
1250
（1）稳定发展,适当加快的政策
（2）降低利率
1996年12月
低谷
860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十二项调控措施
1999年6月
高峰
1750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开征利息税（3）三类企业入市
1999年12月
低谷
1350
大规律扩容
2000年8月
高峰
2100
允许股票质押贷款
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
2001年6月
高峰
2245
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推出开放式基金
2001年10月
低谷
1520
国有股减持
这就提示投资者,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绝对不能忽视政策的影响,漠视政策的导向。在股市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股民无视政策的作用,甚至逆政策而动,结果无一不是被碰得头破血流。
1996年,股市出现了非理性的暴涨与疯狂的炒作,为了维护股市秩序,从10月开始,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连续颁发了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一系列规定。难以置信的是,许多股民对政策的调控不以为然,以至每项抑制股市过热的政策出来,股市不是正常回落,而是继续攀升。面对股票极度过热情形,管理部门终于在12月15日这天采取了非常措施。这天,新华社播发了12月16日见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与此相配套的措施是,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证券委于12月15日共同宣布,1996年股票发行规模为100亿元,相当于1995年的两倍；同时沪深两市实行涨跌板制度。《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见报后,沪深两个市场立刻作出了剧烈的反应。从16日至20日,短短的5个交易日,沪市大盘从1250点高台跳水,狂泻不止,直到863点才打住,竟跌去了近400点,深圳从4522点一路下滑,中间甚至没有喘息休整的机会,至3114点盘住。惨烈的行情无情地将追涨股民悉数套牢。
回顾我国股票市场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政府政策在股票市场打下的深刻烙印依然清晰可见。从其中不难发现一些特点：一是股市调整虽不都与政策性因素有关,但每次重大政策出台后都引起股市不同程度的波动,有时波动幅度相当大。二是1997年以前我国股市表现出波动幅度大、持续时间短的特点,而1997年后股指走势相对平稳,而且波动周期延长,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管理层监管手段日趋市场化,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日益理性化,“政策市”效应有逐步减弱的趋势。因此,投资者在分析政策形势时,既要充分看到政策调控的影响力,也要恰当分析其局限性,不能过份夸大政策调控的作用,尤其要正确、全面地理解政策的意义。比如1996年12月发表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其核心是规范市场,打击违规,但许多投资者片面地理解成股市利空,以致不计成本地抛售手中的股票,结果在1997年的股市反转中损失惨重。这说明,忽视政策的导向,甚至逆政策而动,有可能被碰得头破血流；而片面地理解政策,也有可能走入误区,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