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这些
股票的最高市盈率增加了相关信息——用1957年至1961年的最高价格除以最高收益——以及其他方面的收益股利和资产价值图表。材料被概括在表46中。
考虑到前述1962年衰退期间新普通股的社会购买者的经验,我认为所表现出的结果确实是可怕的（实际上真正结果或许比我所发生贩的更坏,因为标准.普尔将那样的证券选择在它的
股票指南里,它或许假定这些选择比那些被省略的更好）。读者最好花费一些时间检查在
股票市场所经历的交叉选择,它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小企业出售新普通股构成了最没有吸引力的“投资”（这个词完全是适用的）形式和最危险的投机中介。
与在较老的未上市
股票中选出我们的30种样品股一样,我发现较小交易所的
股票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
股票同样在公司质量和市场效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步,最后,非随机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
股票被发现给出了整组的最好结果。这些对比支持了我的观点：防御型投资者应该将他的普通股方案局限在大的和强的公司证券中。
在表47中我增加了资料,以比较标准.普尔公司的500种股票综合指数与按月提供的以35种未上市股票为基础的国家证券局工业平均指数所反映的市场价格变化。我们将注意到标准.普尔股票比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运行得好,并且第三市场指数也运行得好。在1951年至1960年,开始时以100美元购买超过1000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并持有它一直到期末的结果,与购买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相类似（这个事实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所证实）。这些数字似乎与我的随机案例的指示相矛盾,该指示认为单体组合的质量越高,所期待的结果就越好。
对所使用的平均指数的近期研究至少将部分地回答这里的明显矛盾。标准.普尔指数实际上是由公司规模权衡的,因为较大的和领导性的企业承担了价格变化的绝大部分,本质上它极不同于道.琼斯30种股票中的大企业。国家证券局指数的构成有点和道.琼斯类似,这个指数通过在最大和最强的未上市股票中选择35种来实现。所有的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组合指数在1951年至1960年运行相当好的原因,或许是低质量股票并没有特殊的销售努力,并且或多或少地有以它们的相对价值出售的倾向。很清楚,由于对低等级证券大吹大擂的促销因素,诱使公众在它们的市盈率大于真正强大的公司时才出手,而可笑的价值高估并没有那么有害。